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旧址 记者周云摄

第三保育院师生早课

第三保育院师生劳作

 赵君陶女士（右）在第三保育院

在合川区土场镇中心完小内，有一座祠堂式老建筑，当地人称之为周家祠堂。

周家祠堂是一座保持基本完好的清代建筑，高大的台阶、雄伟的大殿及赵君陶故居仍然保持原有的风貌。在祠堂大殿墙壁上，陈列着多幅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老照片，当年的生活场景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可爱、那样的亲切，一幅幅老照片仿佛把人带到八十多年前的抗战岁月。

193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女士，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邓颖超派遣，在这里创办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以下简称“第三保育院”），并担任院长。

在当时，土场不通公路，交通很不方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穷山沟。尽管办院经费由重庆保育会拨付，但经费非常有限，很难维持日常教学和最低生活需要。作为院长的赵君陶，不畏艰难，不辞辛劳，团结同事，并在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同志关注下，积极投入到从日寇铁蹄下抢救下一代的战斗。

第三保育院共有师生30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赵君陶、吕斐然、金曼若、谭了凡、颜绍夫等。院长赵君陶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与当地名门望族及地方势力搞好关系，与重庆妇女界、文化界的进步组织和上层知名人士保持往来，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使第三保育院在土场站住了脚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君陶还带领第三保育院的共产党员，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并执行党的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在办院体制上，第三保育院实行“一年三期”的学习制度，使孩子们在四学年里学完六年的知识，为育才学校、国立二中等学校输送合格的保育生。在讲授文化课时，增设了品德教育课。讲历史课时，结合讲解一些革命历史故事与实际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启发孩子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形势，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和热爱劳动的品格。从第三保育院的实际出发，赵君陶还组织师生办农场，修猪圈，开荒种地。同时，还运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中的“手脑相长”的教学法，身体力行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帮厨、种菜、养猪、织袜子、扎鞋底、编织草鞋、纺线等，在劳动中培养学生互助互爱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全院师生的物质生活。

第三保育院在土场周家祠堂前后开办了6年零9个月，收养了一批又一批从战区流亡到重庆、北碚、合川等地的难童和少年，为我党培养了不少革命有生力量，共有300多名师生在这里学习生活。在6年零9个月时间里，院长赵君陶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好广大师生的表率，不论是教师还是工人，她都视其为自己的亲兄妹，平时不管什么脏活、杂活，她都身先士卒地干。工人们说：“我们的赵院长一点都看不出有院长的架子。”有一年寒冬季节，赵君陶看见校工宋永明没有被子，就把自己的一床被子送给了他，后来宋永明无钱完婚，她又主动给予资助，还带动了许多老师纷纷解囊相助，成全他们的婚事。院里的洗衣嫂生了孩子，天天要到河边替难童洗衣被，赵君陶就主动替她看待婴儿。至今，土场一带的老百姓只要提到第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没有人不为之称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重庆保育会决定将第三保育院与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合并，赵君陶根据党的安排，离开重庆赴延安大学工作。

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第三保育院旧址，已成为合川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做孩子们的“好妈妈”

保育院院长赵君陶（后排右一）等教师与幼儿班孩子合影

在担任第三保育院院长期间，赵君陶以革命母亲的伟大襟怀，视孩子为己出，把整个身心都花在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上。从五、六岁到十多岁的孩子，第一天到第三保育院就要给他们洗澡、理发、换干净衣服，然后很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检查身体。由于这些孩子大多是失去亲人、死里逃生的难童，他们离乡背井，经受颠沛流离之苦，一般都有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毛病。作为院长，赵君陶与教师们商议，每天尽量保证身体不好的孩子吃上营养食品，每星期能让孩子们吃上一、二次肉，如条件不许可的话，最低要求设法让孩子们能填饱肚子。逢年过节再困难，即便是“化缘”，也要让孩子们额外吃上点胡萝卜或一颗糖、半个饼，让孩子们感受到第三保育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同时，赵君陶还精心安排，在第三保育院设立了简易病房，请医生为孩子们看病拿药，有生重病的孩子，她总是亲自或指派老师把孩子背到北碚医院去治疗。据谭权老师回忆：“我从建院起搞4年多的事务工作，君陶院长还在夜晚经常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深夜查房，发现学生被子没盖好的，怕孩子着凉，总要盖好被子才离去。在君陶院长和老师们精心照料下，第三保育院在合川土主场的岁月里，没有一个孩子因病死亡。”

在第三保育院难童中，多是因战乱与家人失散，有的是亲人在战火中死亡，或在逃难中因病被遗弃。针对上述情况，赵君陶与老师们一方面千方百计为孩子们寻找亲人，另一方面组织“妈妈协会”等形式，由参加协会的老师，每人负责几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分工帮助他们寻找亲人。部分孩子离开第三保育院后，赵君陶与老师还经常与离开的孩子保持联系，了解和关心他们的生活及思想状况，指导他们走正确的人生道路。有的长大成人以后，都亲切地称赵君陶和老师为“妈妈”。一位学生在来信中说：“赵院长给的温暖，胜过亲生母亲，生母虽生了我，但没有教育我，我是在保育院里教养下，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做人。”

为中共党员“遮风避雨”

第三保育院第一届毕业生留影

由于第三保育院地处交通不便的土场，不大引人注目，对开展党的工作十分有利。尽管院里的中共党员不少，但不属于一个系统领导，教师中党员有颜绍夫、樊卓平、郑少海的爱人、谭了凡及爱人张传会，帅士熙、杨梦霞等，他们的关系有的在草街育才学校，有的在北碚和重庆，没有建立统一的支部，没有沟通和横向联系，但都能互相支持。

同时，到第三保育院工作的党员，大多是来“遮风避雨”的。其中，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安排到这里的中共党员，也有部分是进步青年。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第三保育院不建立党的组织，党员来去及教师进

出，均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赵君陶单线联系。由于赵君陶严格遵守党的指示，严格把好各类人员的调入关口，没有让国民党势力渗透进来。因此，在收养教育好孩子的同时，第三保育院的重要任务是掩护同志，开展党的活动。有一次，第三保育院有三个党员教师到北碚去活动后，被特务盯梢，跟踪到了土场，引起特务对第三保育院的怀疑，特务到当时的土主乡公所去反映，说第三保育院里有共产党。赵君陶知道后，一方面派人去应付乡公所的人，把特务搪塞回去，另一方面，则把暴露的同志立即作安全转移。有时，党组织的领导到第三保育院来，与在此隐蔽的党员联系，先由赵君陶周密安排，然后才会晤。在第三保育院开办的6年零9个月时间里，党的活动频繁，却从未发生过党员活动受到干扰或破坏的问题。

记者 周云（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第三保育院旧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