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介绍的合川历代乡贤人物是张森楷、卢作孚、卢子英。他们或修史传文、振导社会，或实业救国、佑启乡邦，无一不是合川史册中利泽后世的时代先驱。

（十三）张森楷

张森楷（1858-1928），字元翰，号式卿，晚改“石亲”，别号端叟，清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合州东里八庙场（今属合川区狮滩镇），合州东里双凤场（今属合川区双凤镇）人，晚清举人。

他自幼家境贫困，却聪明伶俐，好学上进。5岁入私塾，8岁丧父，11岁幸得叔曾祖父张廷宣的资助，就读其家，先后得到合州名师汤博宇、赵芝生、徐琴舫教诲。

光绪二年（1876），四川学政张之洞到达重庆府，令各州县推荐人才参加院试。时年19岁的张森楷以优异成绩博得张之洞赞许，录取为州学生。

次年，他又经考试，顺利通过选拔，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光绪七年（1881）转入成都锦江书院学习，被安排为院都讲（书院中协助讲经的儒生），兼管图书管理事宜。在先后8年的书院学习中，他撰写有《读史质疑》300余卷。

光绪十二年（1886），张森楷应老母要求，回到合州。受聘出任振东乡校（后改设时中小学堂）主讲，前后经历了7年多的桑梓育人生活。

光绪十九年（1893），他赴省应试，考中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落第后，受聘为成都尊经书院襄校（相当于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兼分科主讲）。在此期间，受院方请托，撰成《历代邦交录》一书。接着，又致力于“以史治国”的探索，撰成《经事时务杂钞》10卷。

随后，张森楷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合州大河坝（今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创立了“四川蚕桑公社”，次年创办了“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经过8年的艰苦经营，成就显著，极大地促进了四川蚕桑业的发展。张森楷也因此获得“川东蚕桑之父”的美称。为褒奖其功，朝廷还特赐他三等商爵勋章。只可惜，这份实业最终在官吏的强夺之下，再次遭到了失败。

此后，张森楷应聘到成都府中学堂。担任国史教员，他亲撰《华夏史要》20卷作为教材。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就是他当初教过的学生。

宣统三年（1911），成都府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张森楷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保路运动的斗争行列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成都局总理。正当他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却遭到了贪官污吏和利益集团的诬告、排挤而不得不离开。

民国六年（1917），他受聘撰修合川县志。经5年的艰辛努力，民国十一年（1922）计有83卷230多万字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得以成书。该书一经问世，便震动了全国学术界，大家公认新修合川县志是当时“史学界的最大成果”。继后，张森楷又先后被聘为《四川通志》编修，成都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国十六年（1927），他辞去教授职务北上，在天津、北平友人家参阅古本《史记》，精校《史记新校注》书稿，翌年病逝于北平，终年71岁。

张森楷学识渊博，他以一己之力，整理校勘、补订了贯穿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廿四史，完成《二十四史校勘记》，堪称鸿篇巨制。加上其他成书，累计完成著作48部，计1300多卷，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合川人民敬重的乡贤，张森楷一生急公好义，与民同命。四川军阀割据时，陈书农师驻合川，向民众征收军费，每人银洋半元。张森楷为此事亲往理论，指出其为害人之举，若不停止，将组织县人群起反对这一人头税。他亲笔写下《抗御横征宣言》在全县城乡张贴，号召驱除陈书农出境。他又亲手举起“抗御横征决死团”大旗，鼓动全县民众斗争到底。

由于张森楷挺身而出，这次不但取得了抗征人头税的胜利，还取得了抗粮斗争的胜利。过去军阀一年中征粮七八次，数年内即预征粮几十年，民众不堪其苦，通过张森楷的首倡“抗粮”和“决死团”的武装拒征，最后迫使陈书农签署协议：年征不得超过三次。

张森楷是一位被低估了的合川历史人物。他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教育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于合川而言，他是人民心中的大贤。

2005年，张森楷入选第一批重庆历史名人。

（十四）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又名卢思，出生于四川省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一农民家庭。其父为挑卖麻布的小商贩。

卢作孚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尤以数学、语文成绩超群，受到乡里父老和老师的器重，但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15岁的卢作孚在亲友的资助下步行到成都一所补习学校专攻数学，后嫌课程太浅离开学校，住在免费的成都合川会馆里，开始刻苦自学。这一期间，他学习了数学、英文，以及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宣统二年（1910），卢作孚在成都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成都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后，卢作孚主张“教育救国”，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后又相继担任《群报》记者，《川报》编辑、主笔（后来还担任过该报社长兼总编）。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拥护并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

1921年，卢作孚应川军第二军九师师长杨森的邀请，到四川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通俗教育实验，推动了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影响遍及全川。1922年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川南，卢作孚也被迫离开泸州。1924年杨森在成都重新上台，邀请卢作孚到成都任教育厅长。卢作孚婉拒，建议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并出任馆长。在杨森的支持下，他很快便使馆址所在地的成都少城公园成为一个宣传新文化和科学文化艺术以及游览的中心，是当时全国办得最有成效的通俗教育馆。

1925年，四川内战再次爆发，杨森被逐下台，刘湘接任川政，卢作孚的教育救国实验又重蹈了川南新教育实验的覆辙。他深知“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试图依靠军阀支持是办不好事业的。于是辞职回乡。他推崇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选择了依靠实业振兴中华的道路，遂于1925年秋，在合川筹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卢作孚认为，“航业为各业之母”，决心从航运业着手振兴实业。民生公司最初集资2万元，实收股金仅0.8万元。在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一只70.6吨的浅水铁壳小轮，造价3.5万元。由于缺乏资金，最后还是由合川县教育局长陈伯遵挪用教育经费和前任合川县长郑东琴等的借款支持，才凑足了船款。1926年7月，轮船“民生”号驶回合川，民生公司开始正式营业。

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经营下，通过“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等战略的实施，发展很快。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已达46只，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内河航线，在长江航线上的实力，接近了太古、怡和等外资企业和招商局，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卢作孚在创建民生公司的同时，还创办了一些其他企事业。他担任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后改称峡防团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地区创建了北川铁路公司，修筑了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省唯一的一条铁路。创办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四川第一个机器织布厂——三峡纺织工厂、四川第一所科学研究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学校、公园、医院、报馆、银行等企事业。与此同时，卢作孚在合川县城创办的合川水厂、电厂也于1928年建成，使合川成为了四川较早同时使用电灯和自来水的县城。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提出“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抢运4个师2个旅的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完成了国民政府后撤武汉的紧急任务。

1938年初，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10月，武汉失守。这时长江上游90%以上的运输靠民生公司承担，而当时的支前撤后任务又十分紧迫，大量后撤人员和近10万吨器材及其他物资积压在宜昌，遭到日军狂轰滥炸。面对这险恶的形势，他亲赴宜昌指挥，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赶在宜昌沦陷前，在其他航运力量的配合下，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到四川，此举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据统计，全民族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出川部队270多万人，运送其他各种人员150多万人，运送各类物资近100万吨，自身损失船舶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又着手筹划民生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响亮地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上去”的设想，确定了战后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和有效管理，到1947年，民生公司达到了鼎盛时期，拥有各种轮船120艘，驳船33只，职工89000余人，航线不仅遍及长江各口，而且在台湾、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公司，使航线延伸到日本和东南亚，初步实施了他发展海洋运输的理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次年6月，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缜密的安排下，卢作孚毅然从香港返回北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1951年10月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随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他历经艰险，设法把滞留在香港的18艘轮船，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先后开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年，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直至去世。

卢作孚被誉为“合川之子”。他在合川出生，成长，并开启了他“实业救国”的征程。他通过创办民生公司，创设电厂、水厂、碾米厂，接办瑞山小学（后来发展为瑞山中学）等，让合川开了川渝地区县域近代化进程的先河。

纵观卢作孚的一生，他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探索着“实业救国”的道路，筑梦着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他的爱国精神，他的奉献精神，他的实践精神，无不感染和激励着我们。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2005年，卢作孚入选第一批重庆历史名人。

（十五）卢子英

卢子英（1905-1994），字魁群，卢作孚之弟，四川省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人。14岁时便跟着卢作孚离家生活学习。

20世纪20年代初，恽代英邀卢作孚南下投奔革命。因立志实业救国，卢作孚未能应邀。1924年夏，卢子英利用暑假，到上海一家机器制造厂实习，受到恽（yùn）代英、萧楚女的关怀和教导。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入学不久，便东征惠州。次年因病离校到上海就医。在上海经恽代英、萧楚女安排，卢子英阅读了《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还两次见到毛泽东。随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5月病愈，之后随民生号轮返川，在民生公司协助卢作孚工作。次年春，卢作孚出任江巴璧合峡防局局长，卢子英随其到北碚，历任峡防局常练大队队副、常备队队长、峡防局军事股主任等职。时年22岁的卢子英，精明干练，处处以身作则，是卢作孚的得力助手。卢作孚也将峡防队的各类训练班交由他负责，培训近千人。

1929年夏，中国科学社到四川考察。卢子英率少年义勇队30人，穿越峨边，深入大小凉山，历时4个多月，采集大量动植物标本，搜集大量彝族风情文物，为北碚创办嘉陵江三峡博物馆奠定了基础。

1932年底，二十一军川康团务委员会委任卢子英为峡防局督练长。1933年，卢作孚将精力集中在民生公司的发展与社会工作上，将北碚的事务大多交给了卢子英管理。卢子英代行局长职权，主持峡防局日常事务。

1936年春，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江巴璧合峡防局改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由唐瑞五和卢子英任正副区长。唐不久去世，由卢子英担任区长。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央科学文化机构、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单位100多个，以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涌来北碚，住房奇缺。为安置他们，卢子英一面动员城乡居民腾房出租，一方面又放地建房、开辟新村，最终将众多单位和人员妥善安置。为防遭敌机轰炸燃烧，全城尽毁，他还对旧城进行改造，将大街小巷统一割裂成方块形，以起到阻隔的作用。街道的命名则以日寇侵占省市名称定名，如北平路、天津路、上海路、南京路、武昌路、太原路等，以记录日寇侵华罪行，警示人们不忘国耻。

1939年春，陶行知到北碚开展兵役研究，同卢子英一道创新志愿兵制度。不久，北碚前后就发动组织了三批自愿出征的战士，共计470名。民众自愿当兵参加抗战，这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首次，也是国统区唯一一个未出现抓壮丁的地方，获《新华日报》专题报道。

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卢子英在大力推行“小先生制”扫盲运动的同时，还翻印《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引进苏联电影等，以提升民众思想启蒙层次。他积极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及高士其等进步学者，秘密协助《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建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明令各省市县训练所谓“自卫队”，以防“共”应变。在自卫队训练中，卢子英明确提出：“我们不怕变，只怕乱！变则光明，乱则毁灭！”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卢子英又提出，“要以不变应万变”“力争不乱而变”。他在应变委员会内设立警卫、宣传和接待3个组。警卫组负责保卫北碚，防止国民党溃军破坏；宣传组负责广播、标语，消除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接待组主要在国民党溃军经过北碚时，有接有送，使其不扰乱地方。

1949年12月2日北碚解放之日，卢子英带领北碚最早的中共党员罗中典、知名人士梁漱溟等各界代表，前往天生桥迎接解放军入城，北碚和平解放。

1950年4月，卢子英被调往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历任重庆市建设局和国林局副局长、四川省政协和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以北碚为核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是民国时期由卢作孚主导的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它不仅促进了北碚的建设和发展，还在全民抗战时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迁建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卢作孚、卢子英兄弟二人可谓居功至伟。这其中，除“北碚之父”卢作孚外，卢子英的协作或者说兄弟的共治堪称典范。

2023年，卢子英入选第二批重庆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