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融媒体中心-重庆渝中客户端（记者 姚延洋）袁东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会副主任、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自1983年起，袁东山就坚守在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最前沿，宛如一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巴渝大地的历史脉络。

四十载风雨兼程，袁东山在考古之路上披荆斩棘，先后荣获重庆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重庆市第二批宣传文化“五个一批 ”人才、重庆英才·名家名师、2024年第四季度“重庆好人”等称号。其主持的重庆合川钓鱼城南水军码头及南一字城墙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2009-2010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奖三等奖、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坚守初心 甘于寂寞奉献

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领队到三峡大坝中宝岛进行考古发掘。不到20岁的袁东山得知消息兴奋不已，自告奋勇地找到俞伟超，凭借着对考古的热爱，成功加入考古队。第二天，俞伟超就把袁东山带在身边，下到大坝的深坑中，手把手教他。半个月，俞伟超这个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寸步不离地教会了袁东山复原地层。至此，袁东山开启了他孤独而漫长的考古“苦旅”。

为何说考古是一场“苦旅”？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一年当中有300天以上的时间在偏僻的野外，过着“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的生活。

“开展文物调查勘探工作，是体力、脚力、眼力、脑力的多重考验。最为关键的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沉得下身子、静得下心思。”袁东山说，身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员，他不仅要默默忍受野外艰苦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还不得不面对无法周全照顾家庭的无奈现实。

据记者了解，在袁东山父母、岳父患病期间，甚至是妻女生病需要陪伴照料时，他大多时候都因工作羁绊而无法守在家人身旁。生活的种种重担，全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妻女柔弱的肩头。

袁东山的内心深处，满是对长辈、妻子以及女儿的愧疚与亏欠。但他对历史的敬畏与探索的渴望，驱使他只能选择继续前行，在重庆8.24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来回奔波，竭尽全力去揭开一段又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

实干担当 铸就考古丰碑

四十年来，袁东山凭借顽强的毅力、高度的敬业精神、扎实的田野功夫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勇挑重担，先后主持了镇江杜家坝汉墓群、上关战国唐代墓群、玉溪遗址、石地坝遗址、瞿塘关遗址、白帝山遗址、玉溪坪遗址、白帝城遗址、钓鱼城、重庆城等二十余处遗址或墓葬近30次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发掘面积累计超过8万平方米。

在三峡水库蓄水前，他争分夺秒，成功发掘并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填补了三峡地区及重庆市文物考古界的多项空白。他在白帝城遗址、冶锌遗址、永安镇遗址、钓鱼城遗址、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及宋元山城体系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中，贡献卓越，赢得了考古文物界的高度关注与广泛认可。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成为袁东山考古生涯中的又一高光时刻。在他的主持下，团队先后对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北端、南端及解放东路路基展开发掘。这一系列发掘工作，犹如一把钥匙，解开了唐宋以来重庆府、县两级衙署发展脉络的谜团，同时在空间维度上，清晰勾勒出重庆城市，尤其是重庆府与巴县衙署近千年来的平面布局以及多个重要时段的发展演变轨迹。该考古项目堪称全国宋元城市考古的经典范例。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掘之初，袁东山便力主对老鼓楼衙署进行研究、保护、活化与利用，推动并实现了老鼓楼衙署遗址直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后续的保护利用工作筑牢了根基。如今，随着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的建设，这里必将成为重庆闪耀的文化名片。

在一件件成绩、一份份荣誉的背后，是青灯相伴、风餐露宿的艰辛。袁东山说，此次荣获“重庆好人”荣誉称号，是对他多年来工作的肯定。他将不遗余力推动全社会真正认识到老鼓楼衙署遗址是长江宋代文明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继续当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坚定践行者。